▌社會公義影展新竹場《默默行》、《螢火》映後座談文字紀錄
舊影像．新追索
地點｜大煙囪下保溫廣場
放映｜《默默行》、《螢火》
出席｜林婉玉導演、廖克發導演
主持｜王筱珺（清大人社院學士班學生）、馮揚瑜（清大中文系學生）
紀錄｜王筱珺（清大人社院學士班學生）
編輯｜陳若怡（清大藝術中心藝術企劃）
攝影｜沈昕皜
繼九月中旬社會公義影展第一場《菠蘿蜜》映後座談，廖克發、林婉玉導演夫婦帶著小朋友再次來到放映現場。因著林婉玉導演是交大應用藝術所校友的這層緣份，當初我們在規畫新竹場放映的時候，計畫主持人賴雯淑副教授特地邀請兩位導演帶來兩部短片，作為新竹場的特別場次。這次的放映空間在大煙囪下的家，昔日是日治時代海軍第六燃料廠舊址，現由交大六燃保溫團隊進駐。這一晚，舊雨新知聚集在保溫廣場以露天放映的方式欣賞短片、與導演對談，廣場上懸掛著暈黃的小燈泡，在東北季風吹拂之下，仍感氣氛溫馨。
這天晚上放映的是《默默行》（林婉玉，2018）與《螢火》（廖克發，2018），兩部片子都是2018年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時光台灣2018：翻檔案》的單元影片。「時光台灣」是TIDF從2014年改由國家電影中心（以下稱國影中心）主責之後新闢的單元，最初放映台灣早期的珍貴影像，如2014年挑選不同年代的台灣農業影片，回顧了台灣的農村史，也用不同電影爬梳台灣過往的變遷與樣態。而2018則與以往不同，由國影中心與公共電視合作，邀請18位創作者以國影中心提供之片庫典藏影像為素材進行短片創作，而兩位導演亦是在該創作計畫中相識的。
提到這個創作背景，婉玉導演笑稱自己是「偷吃步」，創作時總想要在眾多短片之中呈現一個較為特別的做法，甚至曾想過只從典藏影像中揀選一張相片放進作品裡。後來她留意到片庫中戰爭與軍隊訓練的畫面，還有不少學校裡的影像，想到這些「規訓的」身體狀態，恰可與阿忠的身體對話，於是剪成了現在的版本。長期關注公民思維的克發導演，則非常享受挖掘這些舊影像的過程，「老影像很多時候就是一個國家老舊的記憶，所以一個國家要保留記憶，就要保存這些珍貴的老影像。只是這些老影像要時常拿出來活化它，重新詮釋、重新記憶。」
以身體回應規訓
林婉玉導演自高中開始接觸劇場，十九歲那年在位於台北市大稻埕的臨界點劇團初識阿忠。當時阿忠大約三十歲，長髮及腰、拄著拐杖上樓梯，他的異質身體在劇場中卻顯得理所當然。阿忠參與劇場至今已逾三十年，未曾離開過，對他來說相較於其他職業，表演藝術讓他更有機會表達自己，平等地與他者互動，他也自述自己是在劇場中完成社會化的。對照導演在小劇場與學校戲劇社間奔走的經驗，兩人都在劇場中不斷嘗試與碰撞，更加認識自己以及外在世界。
談到暫時離開劇場改執攝影機的契機，是在一場工作坊上，因緣際會發現自己在劇場想要追尋的事情，原來可以透過別的方法完成，就這樣變成了一個「拍片的人」，但不代表她離開了劇場。在短片《默默行》之前，婉玉導演曾與狠主流、周書毅、旃陀羅公社合作過，從她2015年的第一部紀錄長片《台北抽搐》開始，便可見其對小眾文化與非主流生命形式的關注，而她鏡頭關注的從未離開過劇場。《默默行》深刻地呈現出阿忠的生活切片：用拐杖撐起自己的身體、上樓梯、爬梯子裝時鐘……，阿忠強調，自己的呼吸跟挪移都是在向規訓對話。導演在典藏資料的使用上，選擇以軍隊與學校呈現。整齊一致的步伐、桌、椅，再再暗示著身在體制之中的我們，如何在自覺或不自覺之中被期待與訓練，成為某種特定的樣子。作為一個影像創作者，導演只想盡可能地呈現阿忠的身體，以及他那無法與規訓共處的「感覺」。
「首先我先澄清，我不是立志要當憤青」
在回應問題之前，廖克發導演半自嘲地談到目前為止他的每一部創作都被馬來西亞當局禁播，從《不即不離》（2016）、《還有一些樹》（2019），到劇情片《菠蘿蜜》（2020），都無法在馬來西亞的商業平台上呈現。面對這樣的困境，導演笑著說「鼓勵大家盜版」之外，他還把《菠蘿蜜》被要求剪掉的27個片段，集結成短片《27》放在網路平台上。根據導演的描述，馬來西亞的電影法規嚴格，與台灣解嚴前的狀態非常相似，因此很感謝有勇敢的人願意播他的片子，他也深信即便受到刁難，檯面下仍有觀眾在乎真相。導演也預告接下來的計畫，期待能與人權影展合作，循法律途徑對電影審查局提出抗告與質疑，使之重新修改規章。
「我有一個抵抗的姿態，但是我不是一開始就預設要對抗，我只是在拍攝的過程中『發現』。拍得愈多，電影的審查也愈來愈嚴格。」
國共內戰意識型態在海外的延續
廖克發導演多拍攝歷史相關題材，在追索關於馬來西亞華人、東南亞華人歷史的時候，意外發現國、共之間的矛盾，不只是中國與台灣之間的事，其效應在海外華人圈中持續發酵。例如《螢火》的拍攝對象與導演提過，當年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中小學都有國民黨、共產黨之分；離開校園，當導演因拍攝去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老一輩華人的墓園，先人的墓碑上多刻有國民黨黨徽，作為他們誓死效忠國民黨的忠貞象徵。整個東南亞，包括印尼、馬來西亞，後來漸漸走向右翼的政府，在親美、親西方的大環境下打壓共產黨，使印、馬、泰等國的共產黨地下化。根據克發導演的描述，讓我們對於馬來亞華人當年的「投奔」，有了更鮮活的想像。有的人相信自由中國（即臺灣），有的年輕人選擇相信新中國（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真正的未來，欲回到社會主義的庇護。有趣的是，在國共雙方都積極拉攏支持者的氛圍下。要到新中國只得通過香港陸路，且行程、身分都必須保密，否則可能會被警方盤問與警告。即便如此，當時還是有不少年輕人意志堅定地前往新中國。
局勢仍在改變，時至今日，導演眼中的馬來西亞是趨向親中的，就連媒體也深受中國影響，但導演認為許多馬來西亞本土人卻仍未普遍察覺到，今日的馬來西亞尚未脫離國共內戰帶給海外華人圈的餘波。比方說，在馬來西亞使用「華僑」與「僑生」兩個稱呼，可能招來不滿。所謂「僑」，是指「僑居」東南亞的台灣或者中國人，就可能被解讀為不效忠馬來亞的表現。這之中的認知落差如何形成，就連許多本土人也不清楚。
如何看待彼此的創作
兩位導演在創作上關注的面向不盡相同，透過合作，以不一樣的姿態蟄伏在彼此的作品中──克發導演擔任《默默行》的攝影，婉玉導演擔任《螢火》的後製。有意思的是，人物的身體在兩部片中都佔有重要意義。婉玉導演當時拍攝《默默行》時，卻能感受到擔任攝影師的克發盡可能站在她的角度思考，共同拼接起阿忠的「身體」。克發導演認為婉玉導演的剪輯風格，是他所不能企及，身體跟身體如何銜接，都須謹慎處理，他則較擅長探討國家與公民議題。
一位觀眾分享到，認為二位導演的風格一柔一剛，《默默行》帶著柔性的思考持續向下挖掘，《螢火》則想透過在異地生存的個人，呈現出身體的蠻橫性。對於此，克發導演認為，自己旅居台灣13年的經驗，與祖父當年的流離，那種用身體去拚、用盡力氣生存的體驗有幾分類似，加上當年片子被禁播讓他百思不解，因此選用較「野蠻」的說故事方式，或許就是「剛」的氣息。不過，他認為《菠蘿蜜》透過祖母的視角認識父親，是相對較為柔軟的敘事。
在這場座談中，可以感受到林婉玉與廖克發導演二人，在《默默行》與《螢火》的合作中，得以從不同的觀點思考創作，也開啟之後更多合作的機緣，相信也豐富了他們自己的創作思考或是想像吧。克發導演近期籌備中的作品聚焦於台灣日據時期的流動的故事，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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