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日的篝火－－在消失的檔案背後：港左、蜑與金雞
時間｜2019.11.28 (四) 10:30地點｜清大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主持｜宋玉雯（清大中文博士．交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記錄｜留婷婷（清大台文所博士生）
攝影｜康家宜
性別與國族的嫁接
「什麼東西都可以跟文化研究有關，它的重點不只是內容，更在於方法。我從事文化研究的這麼多年來，學到的一個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去觀察事物之間的橫向連結，並且把看上去沒有關聯的東西，去理出一個頭緒來。」游靜從港人價值觀的形構說起，將「獅子山下精神」的起點，自學界咸認的七十年代，追本溯源至三十到五十年代的香港庶民社會呈現。從早期華人難民社群慣常擱置政治議題，將物質生活的比重放在改造社會之前的「功利家庭主義」，到戰後一代因未經歷內戰而養成的「理想主義」，再到即便認為「有不平等」，但仍願意遵從商業社會的遊戲規則，相信只要努力必有回報的「競爭性資本主義」——藉由商榷劉兆佳（Lau
Siu-kai）、張炳良和呂大樂等學者的論述，游靜重新對一條以「搵食」（謀生）為核心的「獅子山下精神」的形成脈絡提出質疑。
質疑來自對上海以及香港左翼文化脈絡的重新認識。華人男性在此，往往是視角的主要提供者，去觀看並再現西洋男性與華人女性之間的關係和故事，也從而袒露出自身位階的高低不就，乃至陽剛氣質的尷尬受挫。將女體等同於國體，於是解放女性，也就等同於解放國家。這邏輯早在清末的《點石齋畫報》（1884-1898）裡，便已現端倪。在游靜展示的〈血濺羅襦〉這則畫報新聞中，我們看見一名遭受「西人」嫖客所傷害的「粵妓」，也看見兩造的指稱，如何迅速地被「豺狼」與「柔弱女子」等修辭所取代。女子奉迎男子，是被欺負的關係；華人侍奉洋人，也是被欺負的關係——這寓國族於性別的敘事框架，卻在1930至50年代，香港左翼電影中被繼承也被顛覆了。
左翼電影的底層敘事
1930至50年代的香港左翼電影，受上海影壇的影響頗深，主打女性言情題材，使女演員成為家國動盪、人類苦難的代表。在國族與性別之外，左翼文本更兼有階級的複雜向度，水上人家在此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蜑家」（Tanka）實為一種政治意味上的少數民族，一來被陸地居民驅趕到海邊謀生，二來從清朝開始就遭受科舉制度拒斥，無法突破階級限制，故被視為賤民。Carl
Smith在《A
Sense of History》（1995）一書中談到，被俗稱為「鹹水妹」或「蜑家妹」的水上人家女孩，通過對西洋人提供性服務，而成為殖民者所庇護的「受保護婦女」（Protected
Women）。在親密的身體關係中，她們不但翻轉了第三世界國族男性所幻想的「柔弱女子」形象，還能換取土地與財富，從而達致階級的晉升。更甚者，由於其後代多為精通雙語的歐亞混血兒，故能順利躋身統治階層，將家族優勢長久地維持下去。
電影《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 1961）所描繪的，便是一個香港「蜑家妹」的「成功」物語。蘇絲黃的成功，在於其最終離開了生長的香港，與美國男友遠赴歐美，而《金雞》（2002）裡本土妓女阿金的成功，則在於將兒子送到了美國。第一世界的奧援，在這些底層女性的故事中舉足輕重。游靜認為，《金雞》是一部非常複雜的電影，「一方面繼承了資本主義向上流動的意識形態，認為『金錢』是最重要的東西，而努力總會獲得回報。另一方面，又表露出對草根社會的認同，以及對地產商、黑心商人、炒股人士等投機主義者的批判。」一邊是多少有些自私的「搵食」至上精神，另一邊又不吝展現對本土的關懷與理解，這種矛盾的兩面性，正是新世代香港人的寫照。游靜說：「阿金的選擇，也是很多香港人的選擇。她是獅子山下的香港人，她要繼續留在香港，跟獅子山下的香港人一起拼搏。」
挖掘物件之間的關聯，是一場頭緒紛雜、硝煙漫天的彌久戰事。經營數十年的研究如此，即將跨年的鄰埠運動如此，歷時兩個月的活動亦然。策展人陳若怡在講座之初的簡短談話，很適合作為此際暫且的總結。她談到，這次香港影展想說的事情很多，「但核心意識只有一個，就是通過談論香港的過去，來映照現在，同時也提供台灣觀眾一個反思的線索。」最後，就在2019年的末端，以游靜書寫於1991年的文字，作為這篇紀錄與思考並陳的側記之底止：「如果不寫／要趁人不在的時候／找尖叫的角落／如果寫／何妨是詩」。如果看，何妨是電影。如果聽，何妨是城市。如果要談談，何妨與世界。
．講座介紹 ．講座照片
〔編按〕
．本場講座為2019「浮城猛步．香港影展」香港記憶政治系列講座第四場，由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所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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