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November 10, 2008

安樂街、伯爵、街頭提琴手


安樂街、伯爵、街頭提琴手
(Easy Street
/The Count/The Vagabond)


卓別林 (Charles Chaplin)
1917|B&W|USA|19min
1916|B&W|USA|34min
1917|B&W|USA|24min


播映時間與地點
11/11 (二) 20:30
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伯爵」這部短片的情節很簡單:卓別林和另一位演員冒用別人的名字混進富豪家的宴會,兩人勾心鬥角,都想接近有錢人家的女兒「錢袋小姐」,結果在會場裡大打出手,被趕了出去。這麼短的故事,一句話就交待完畢,而電影大半都是滑稽的打鬥追逐。

這因此是我們現在說的「不用大腦的片子」。

這種喜劇片在當時美國極受歡迎,每部片子的長度一般是二十分鐘,放在劇情長片之前「暖場」,聲勢有時還勝過主秀。

當時生産這種喜劇短片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卓別林,而是麥克山內(Mack Sennett)。事實上,卓別林最早踏入電影這一行,就是被山內找去美國拍這類型短片。

任憑萬國各行其道



麥克山內和他的 Keystone 公司製作電影的方式,今天看起來也許有點瘋狂。據說他們拍片時沒有腳本,只有大致的情節(一句話講完的那種)。大家會分配一下角色,等場景搭建完成,演員們就走進去,在鏡頭前即席演出。演員們會順著事件自然發展,最後把故事演變成一場追逐戰。

在這種無政府式的製作流程裡,演員們當然需要有相當的勇氣與自信,但另一方面,這也給了表演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

藝術不怕出身低



做為可能是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形式,電影的出身其實是相當低微的。卓別林踏進這行業的時候,電影還是給中下階級的娛樂,難登大雅之堂。

當時普遍的看法認為,電影只不過是舞台上表演的拙劣複製(因為沒有直接面對舞台的臨場感),沒有新的元素。缺乏好的劇本也造成一些問題,讓當時電影的故事比較單調,缺乏轉折,角色也很平板。

電影工作者於是喊出「藝術電影」的口號,企圖用戲劇和文學作品的改編劇本來提昇電影製作的水準。另一方面,電影也不斷提高製作的規模與複雜度,期望吸引到較高階層的觀眾。

山內的喜劇片全不在意這些看法,只想著引觀眾發笑。另一方面,曾經待過劇院的卓別林卻覺得這種方式很刺激:「這麼自由,又這麼簡單 -- 沒有文學、沒有作家,我們就抓住一個概念,繞著它發展笑料,然後一邊演下去一邊編故事出來。」

從恐懼的深處發笑



這或許是為什麼山內的電影有這麼多肆無忌憚的、看久不免有點駭人的打架場面。演員們用巴掌、棍棒、鞋子、磚塊互毆;人像皮球一樣被踢飛出去,像保齡球瓶被撞得東倒西歪。這些電影為今日觀眾帶來的震嚇效果,也許要比趣味還多。

影評人 David Thomson 說:「Keystone 的喜劇已經成為某一種達達主義」,演員們蠻不在乎地誇張互毆,成為某種說不出的恐怖感覺的表徵 。「而最驚人的是,放映這些影片,原是為了引人發笑。」

說到底,極端的大笑和極端的恐懼,其實是很接近的情緒狀態。我們不是常常被狠狠地嚇了一跳之後,喘口氣,忍不住就想發笑嗎?鬧劇的喜感有點像是這種感覺的稍弱版本。

回想一下「小鬼當家」或是嗶嗶鳥(和那隻被石頭砸了無數次的大野狼)當中的片段,就會發現這種喜劇原則還是深刻地主宰著我們。

又回到巴贊



卓別林從鬧劇裡精煉出個人的電影風格,但他的作品裡仍舊含有這種解放式的、不安定的、本質上是反社會的情緒暗流。我們看他在高樓上矇著眼睛溜冰,看他吊掛在懸崖邊緣搖晃,很難不覺得心驚又好笑。

也就是這些地方,讓他的電影形式總是帶有一種未受馴化的野性。

電影因此能在我們內心超過理性範圍的深處引起共鳴。日後卓別林用他的電影在批判社會時,之所以能夠得力於一種特別的力道(儘管他的批判是過份簡化的),我總覺得,也是來自於這種非理性的成份,在我們心中呼喚起的回響。

這或許也可以算是對巴贊說的「觀眾心理深處一堵看不見的牆」的另類讀法吧。

(撰文:吳柏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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