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瑩潔
採訪日期：2013.10.15
電影《流浪神狗人》甫一推出即受到各界好評。影片中藉由多線敘事的架構，處理台灣社會裡不同階層的人所面臨的生命困境及爭扎。而其中對於金錢、消費社會、宗教等議題的省思則透過黑色幽默的手法交織鋪陳。這部2007年深獲好評的細膩之作，其實只是導演陳芯宜的第二部劇情片。距離首部劇情片《我叫阿銘啦》長達7年，其間拍過電視劇，也交出數部紀錄片，但面對市場和財源壓力，陳芯宜也開始懷疑是否該繼續拍片與要拍什麼片。她坦誠《流浪神狗人》的劇本撰寫過程並不順利，修修改改花了近5年的時間才完成。這段遭逢低潮的時期，其實也讓她有機會更靜謐地審視自我，將沿途的觀察和體驗注入創作中。
與電影的結緣
談起非科班出身的她如何進入這圈子，就要回溯到在大學時期她進入黃明川導演工作室實習的那段經歷。由於黃導演是獨立製片，加上予以實習生很多學習機會；所以那段日子讓陳芯宜有機會親自接觸操作，學習各項技術環結，包括攝影、剪接、燈光、收音…等，造就了她日後除了創作還會技術的文武兼容的才能。此外，由於嫻熟技術概念與具備製作實務，也讓她在以男性占多數的電影技術圈子中更能順利溝通，獲得尊重。
那段實習的日子，也讓陳芯宜導演結交到志同道合的戰友，包括樓一安、沈可尚、廖敬堯等這些常合作的夥伴。因為過去培養的革命情感與默契，讓這些才華洋溢的導演們在合作的過程中，都能誠實給予意見。陳芯宜導演謙遜地表示，因為這樣的團隊合作與激盪，讓她更能順利地將作品推近心中的理想。對此，她覺得幸運並由衷地感謝這些夥伴。
而跟著黃導演跑全台灣的日子，讓陳芯宜看到了獨特的地方文化，不僅提供了創作的素材，也慢慢根植了她多元的觀看視野和思考角度。例如在《流浪神狗人》裡被遺棄的神明和撿拾神像的牛角(高捷飾)，就是來自於下鄉的過程中的親身經歷。導演強調，「故事皆從自身出發。」《我是阿銘啦》裡面描繪的遊民族群，原本是大四時一門課的作業，後來陳芯宜不斷地再探究、挖掘這些人生命軌跡的根本原因，就這樣與遊民當了朋友，將原本的功課發展成一個深刻的劇本。
紀錄片與劇情片
關於紀錄片和劇情片之於她的意義，導演認為前者給了她創作的素材和養分；後者 則比較能表達自己想說的話，是自我創作。《流浪神狗人》裡有兩個拍攝地點，靈感就來自於拍攝《落花春泥》和《穴居人》時的經驗。前者是關於無垢舞蹈劇場的藝術總監林麗珍，而其發想舞作《花神祭》的地點就是牛角撿拾神像的溪邊。後者的紀錄對象包含了舞踏舞者秦Kanoko。而她長期關注及靈感來源之地——樂生療養院——也成了電影裡義肢修理大會的所在之處。這種空間意義相互連結的隱喻性，也成為陳芯宜創作語彙的一部分。
談到林麗珍老師，她單純奉獻舞蹈的熱情及其舞作所展現的純粹又深沈的生命能量，讓當時已陷於低潮的陳芯宜受到很大的感動和鼓舞，並在其中找到自我困境的解答。而這答案不僅讓她重拾創作的動力，同時也協助她與演員溝通。對於該如何演出的問題，她會建議演員回歸到故事情境裡的狀態，就真實的、源自內心的感受來呈現；一如劇場裡的表演講究「動機」的邏輯。
而從內容上來說，紀錄片有其限制，基本上它只呈現出所見面向的事實狀況。對於導演而言，劇情片相對地更有發言的空間。以《我叫阿銘啦》為例，原本的劇本走向偏寫實，但陳芯宜不想讓敘事限在紀錄片的框架裡，只讓遊民的故事表現出個體的生命歷程；她要呈顯的是更大的層面，是背後的社會體制。於是裡面增加了虛構的人物，想像的場景，自我的投射(註1)。所以「魔幻寫實」的風格也是因此而形塑。
生命階段的註記
《流浪神狗人》故事的出發點來自「人找不到依靠怎麼辦?」於是在困境中的生命，在各自的領域裡找尋出路。從這樣的核心出發，陳芯宜融入自我的覺察和體悟。包括：信仰的命題——來自至親的離世所面臨的宗教洗禮，並無法帶來心靈的平靜；水蜜桃、狗、和人的身體在電影中的符號意義——廣告出身的陳芯宜，體悟到物件或個體被商品化和被異化的價值扭曲；角色的產後憂鬱症——來自身邊的朋友，及自己的低潮狀況；車禍和事後律師唆使改變證詞的情節——來自大學時親眼目睹學妹的車禍，事發後肇事司機卻因律師的建議做出不符事實以利自己的證詞，原本的流露懊悔的真性消逝，這件事也讓陳芯宜親身感受到人性受到體制宰制和扭曲的脆弱與無奈。兩部劇情片裡共有的「邊緣」角色，實則是生命個體如何在體制機器裡爭扎生存的最佳體現。
受困的靈魂如何找到安頓? 也許藉由流浪。流浪，也並非全然壞事。陳芯宜在拍完第一部劇情片後的低潮期曾到花東流浪，那段時間的經歷和啟發的想法也成為《流浪神狗人》的一部分。流浪，可以是一種「歸零」的過程。而在那之後的可能性，如同電影末了的景象，可以是開闊和包容的。對於陳芯宜導演來說，電影就是她這段困惑、探問、尋獲過程的生命註記(註2)。
註1.陳明珠、黃勻褀編著，《2000-2010台灣女導演研究》
(台北：秀威資訊，2010)，320-322.
註2. 導演自述，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