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時代
(Modern Times)
卓別林 (Charles Chaplin)
1936|B&W|USA|87min
播映時間與地點
11/08 (六) 20:30
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電影裡有一幕是這樣：卓別林從療養院離開，回到大街上。工廠倒閉了。經濟衰退，百業蕭條。卓別林漫無目的地閒晃，撿起一面掉在路上的旗子，結果莫名其妙被當成抗議遊行的頭兒，又給警察抓了起來。
這橋段妙極了。電影畫面的景框與景深適當地裁切影像裡的訊息，讓我們觀眾看到卓別林背後發生的事情，也知道電影裡的他看不到，而不禁覺得好笑；攝影機的角度與運動，又把即將發生的情節控制在卓別林看得到，而我們看不到的空間裡，製造了懸疑與驚奇，緊緊抓住我們的注意力。這一幕也是卓別林擅長的笑料的精采演繹，亦即「不同場合的同一動作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沿著這樣的分析，我們似乎可以說這段情節跟過去「淘金記」、「城市之光」裡那些精采好笑的橋段差不多。
但這次確實有點不一樣。就像看著工廠裡的「餵食機」、看著精神錯亂把什麼都當成螺絲釘的卓別林，這時候除了好笑，結尾我們還有一點點，侷促不安的感覺。
世界在改變
要追溯這種不安感的源頭，我們得把時光倒退幾年，回到剛拍完「城市之光」那時候的卓別林。為了配合新作品發行，在 1931 到 1932 年間，我們的喜劇之王都在歐洲與亞洲巡迴。過去埋首於好萊塢攝影棚的他，在這段旅行裡真正地置身經濟大恐慌的巨浪底下，也和各領域的知名人士有許多接觸與辯論的機會。
在這之前的卓別林像個隱居的魔術師，專注於他的技藝，儘管幼年於倫敦的生活經驗讓他自然而然對窮人懷抱同情、對富人刻意嘲諷，但他呈現這些社會現況時畢竟是採取一種抽象的、電影道具般的描繪，是讓情節自然鋪陳的實用性功能大於反映現實的藝術性功能。在世界巡迴後出版的記錄裡，他寫下見到蕭伯納的印象，覺得自己不能夠贊同他「所有藝術都應該是宣傳工具」的觀點。蕭伯納強烈的政治信仰使他相信藝術應該為理念服務，為藝術家認為正確的事情發聲。而卓別林自己的觀點是，「藝術的目的在於強化感覺、色彩或聲音」，這些手段「讓藝術有更充份的表達方式去展現生命，這無關乎道德層面的問題。」
是的，藝術有它獨特的價值判準。鮮明但沒有充份消化過的政治意識出現在藝術作品裡，往往會流於生硬而磕得人牙疼。電影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比如艾森斯坦的「恐怖的伊凡」，比如卓別林自己的下一部電影「大獨裁者」。
但純粹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是對的嗎？在自傳裡，卓別林寫道自己在構思「城市之光」的下一部電影，不無遺憾地說「一位年輕影評人說的話讓我很沮喪：他說『城市之光』相當好，但它太訴諸溫情了（verged on the sentimenal），而我的下一部電影應該試著趨近寫實主義。我不得不同意他的話。」
藝術真的只是在一個半封閉的房間，利用週遭的道具不斷製造笑料嗎？這趟旅行的見聞與諸多談話，似乎讓卓別林的想法動搖了。
摩登時代的政治
在「摩登時代」裡，政治終於出現了。而且不是一些西裝筆挺的人士，在會議桌與飯局間高談闊論的政治。這裡面的政治會在街頭巡邏、逮捕、驅散與沒收。它會對法律眼中的罪犯窮追不捨。它會有結構上的矛盾與不公，迫使工人不斷走上街頭。
國家的代理人不再是庸庸碌碌的稽查員，不再是反應遲鈍的警察。他們不再是電影裡製造笑料的道具。他們沒有面孔，也沒有取笑逗樂的空間。
因為早期的短片而大受歡迎，在二零年代透過「小孩」、「淘金記」與「城市之光」等作品將自己提昇到頂尖創作者的行列，卓別林現在面對的是變遷中的世界，他感到自己應該有所回應。
「摩登時代」與「大獨裁者」，卓別林在三零年代拍攝的唯二部電影好看的地方因此是在於，看一位藝術工作者如何用手上的理念、工具與熱情，與時代折衝。這裡面並非沒有疑惑，有時候過份天真，又有時候含混不清，但這些反而讓電影更發人深省。
畢竟，我們也都沒有簡單的答案。
好看才敢大聲
講到這裡我們還是要擔心一下 -- 那電影到底好不好看？「摩登時代」會不會像之前說的那些作品，宣傳了理念，卻讓電影變得僵硬而尷尬？
對於這件事，幸好我們還有簡單的答案：那還用說，當然好看。
(撰文：吳柏旻)
影片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