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November 7, 2008

摩登時代



摩登時代
(Modern Times)

卓別林 (Charles Chaplin)
1936|B&W|USA|87min

播映時間與地點
11/08 (六) 20:30
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電影裡有一幕是這樣:卓別林從療養院離開,回到大街上。工廠倒閉了。經濟衰退,百業蕭條。卓別林漫無目的地閒晃,撿起一面掉在路上的旗子,結果莫名其妙被當成抗議遊行的頭兒,又給警察抓了起來。

這橋段妙極了。電影畫面的景框與景深適當地裁切影像裡的訊息,讓我們觀眾看到卓別林背後發生的事情,也知道電影裡的他看不到,而不禁覺得好笑;攝影機的角度與運動,又把即將發生的情節控制在卓別林看得到,而我們看不到的空間裡,製造了懸疑與驚奇,緊緊抓住我們的注意力。這一幕也是卓別林擅長的笑料的精采演繹,亦即「不同場合的同一動作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沿著這樣的分析,我們似乎可以說這段情節跟過去「淘金記」、「城市之光」裡那些精采好笑的橋段差不多。

但這次確實有點不一樣。就像看著工廠裡的「餵食機」、看著精神錯亂把什麼都當成螺絲釘的卓別林,這時候除了好笑,結尾我們還有一點點,侷促不安的感覺。

世界在改變


要追溯這種不安感的源頭,我們得把時光倒退幾年,回到剛拍完「城市之光」那時候的卓別林。為了配合新作品發行,在 1931 到 1932 年間,我們的喜劇之王都在歐洲與亞洲巡迴。過去埋首於好萊塢攝影棚的他,在這段旅行裡真正地置身經濟大恐慌的巨浪底下,也和各領域的知名人士有許多接觸與辯論的機會。

在這之前的卓別林像個隱居的魔術師,專注於他的技藝,儘管幼年於倫敦的生活經驗讓他自然而然對窮人懷抱同情、對富人刻意嘲諷,但他呈現這些社會現況時畢竟是採取一種抽象的、電影道具般的描繪,是讓情節自然鋪陳的實用性功能大於反映現實的藝術性功能。在世界巡迴後出版的記錄裡,他寫下見到蕭伯納的印象,覺得自己不能夠贊同他「所有藝術都應該是宣傳工具」的觀點。蕭伯納強烈的政治信仰使他相信藝術應該為理念服務,為藝術家認為正確的事情發聲。而卓別林自己的觀點是,「藝術的目的在於強化感覺、色彩或聲音」,這些手段「讓藝術有更充份的表達方式去展現生命,這無關乎道德層面的問題。」

是的,藝術有它獨特的價值判準。鮮明但沒有充份消化過的政治意識出現在藝術作品裡,往往會流於生硬而磕得人牙疼。電影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比如艾森斯坦的「恐怖的伊凡」,比如卓別林自己的下一部電影「大獨裁者」。

但純粹為藝術而藝術的理念是對的嗎?在自傳裡,卓別林寫道自己在構思「城市之光」的下一部電影,不無遺憾地說「一位年輕影評人說的話讓我很沮喪:他說『城市之光』相當好,但它太訴諸溫情了(verged on the sentimenal),而我的下一部電影應該試著趨近寫實主義。我不得不同意他的話。」

藝術真的只是在一個半封閉的房間,利用週遭的道具不斷製造笑料嗎?這趟旅行的見聞與諸多談話,似乎讓卓別林的想法動搖了。

摩登時代的政治


在「摩登時代」裡,政治終於出現了。而且不是一些西裝筆挺的人士,在會議桌與飯局間高談闊論的政治。這裡面的政治會在街頭巡邏、逮捕、驅散與沒收。它會對法律眼中的罪犯窮追不捨。它會有結構上的矛盾與不公,迫使工人不斷走上街頭。

國家的代理人不再是庸庸碌碌的稽查員,不再是反應遲鈍的警察。他們不再是電影裡製造笑料的道具。他們沒有面孔,也沒有取笑逗樂的空間。

因為早期的短片而大受歡迎,在二零年代透過「小孩」、「淘金記」與「城市之光」等作品將自己提昇到頂尖創作者的行列,卓別林現在面對的是變遷中的世界,他感到自己應該有所回應。

「摩登時代」與「大獨裁者」,卓別林在三零年代拍攝的唯二部電影好看的地方因此是在於,看一位藝術工作者如何用手上的理念、工具與熱情,與時代折衝。這裡面並非沒有疑惑,有時候過份天真,又有時候含混不清,但這些反而讓電影更發人深省。

畢竟,我們也都沒有簡單的答案。

好看才敢大聲


講到這裡我們還是要擔心一下 -- 那電影到底好不好看?「摩登時代」會不會像之前說的那些作品,宣傳了理念,卻讓電影變得僵硬而尷尬?

對於這件事,幸好我們還有簡單的答案:那還用說,當然好看。

(撰文:吳柏旻)

影片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