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他們找回人性的方法

電影，是他們找回人性的方法

清大藝術中心主任 劉瑞華


我初次看荷索、溫德斯與法斯賓達的電影，是1979年電影圖書館（國家電影資料館的前身）成立之後的事。即使我已經自以為看過不少艱澀的「藝術」電影，我的電影胃口還是被這三位德國新銳導演的作品翻攪的難以形容。之後，很長時間以來，我難以解釋為何會對《生命的表徵》、《恐懼吞噬心靈》這些痛苦的電影念念不忘。去年當我完整的看完了溫德斯的《尋找小津安二郎》，我發現，我記憶中並不只有痛苦。

溫德斯與法斯賓達都出生在二次大戰結束的那一年，荷索比他們大兩歲。他們所成長的環境裡，文化的氣氛是令年輕人非常困惑的，一方面繼承著曾經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另一方面背負了戰敗被否定的羞辱。即使大戰之前，德國威瑪時期有著輝煌的藝術文化，以及在電影方面有許多表現主義的傑作，經過戰爭的摧殘，都顯得虛弱與可疑。在這樣的陰影之下，他們並沒有自詡清醒、或者呼喊正義，而是用他們獨特的影像方法，承擔痛苦、找回人性。

荷索不停建構令人驚奇的故事，從挑戰中呈現難以想像卻可以理解的人性。為了讓電影中的人物故事讓人相信，荷索堅持使用實景、拒絕特效。他曾經錄下拍攝時的對話，證明《天譴》中主角近似瘋狂的反應，其實就是當時真實的狀態。相反地，法斯賓達則是從小人物的身上，看到簡單卻不凡的特質，電影在他混亂而短暫的生命中，表現了他最清醒的時刻。《恐懼吞噬心靈》裡平凡人物最基本的人性需要卻必須展現極大的勇氣，影片結束時的感覺可能讓你畢生難忘。

一直在流浪的溫德斯，在電影中經常把主角送上失去方向的旅途，去尋找自我。《巴黎，德州》裡每一個人都是寂寞、迷失的，而在《慾望之翼》中連天使都要從迷失中找回自己。這三位導演的電影經常根據著引人入勝的故事，卻很少用劇情滿足觀眾想要獲得的悲喜情緒。從他們的電影中，我開始發現，一般電影裡可以預期的感動是比較廉價與虛假的，他們的電影中所創造出的共鳴則是真實的，原因可能是他們在電影中所呈現給觀眾的是他們自己。

如果不是溫德斯自己拍攝了《尋找小津安二郎》紀錄片，我大概不會想到德國這三位導演與小津有什麼關係。小津在戰後日本創作的多部家庭倫理影片，怎麼想都與德國新銳導演的電影不同。在小津的電影中，不管家中留下了什麼戰爭的傷痕，家人們都有堅定的感情迎向未來。顯然這樣堅強的家庭價值對溫德斯而言是遙不可及的，即使在上一輩的人身上也難得一見。戰後的德國導演只能羨慕追悼，繼續用電影找回他們渴望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