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瑩潔
採訪日期：2013.10.26
鄭文堂導演早年參與社會運動，是80年代反對派電子媒體「綠色小組」的成員之一。在那個衝撞體制、民主活動風起雲湧的時期，鄭文堂扛著攝影機，穿梭在各個街頭的抗爭運動，忠實紀錄了臺灣社會民主化的歷史進程。這段與弱勢民眾一起拼搏的經歷，也反應在日後的電影作品裡。在其中，總能看到弱勢族群或是社會底層的庶民生活，顯見他濃厚的社會意識和人文關懷。而導演亦透露他的理想是「拍有用的電影。」
一旦我們敢於說出歷史的真相，也許我們就敢於說出當下的真相 – Ken Loach
以事實為基底，與社會對話
有用的電影，如同導演拍攝的紀錄片，是以社會現象為基石，展現生命的真實狀態，進而引起關注和反省。鄭文堂以比利時的達頓兄弟所執導的《美麗蘿賽塔》 (Rosetta, 1999)為例。此部奪得坎城金棕櫚的佳作，因其寫實地描繪青少年為了找工作、維持基本的生存而幾近扭曲本性的殘酷現實，引起廣泛討論和關注 ，致使比利時政府為此特地修法保障青少年的工作權。他們其他的作品如《騎單車的男孩》、《孩子》等也都被鄭文堂譽為「好看又有用」的電影。
其實能讓觀眾看得過癮，又兼具社會議題性及人文省思的電影，導演2009年的《眼淚》就是一個實踐。電影關注的議題是警察刑求，藉由主角資深刑警老郭(蔡振南飾)的過往與現在，帶出執法系統裡的不公不義，制度和人性彼此傾軋的病狀。劇中的主角們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電影呈現的也是這種生命的無奈與複雜。在歷史背景和官僚體制的枷鎖下，非黑即白的界限判定實則有容省思的可能性。而導演說，這樣的議題其實與我們息息相關。在我們已號稱民主化的現代社會裡，還是存在著司法冤案，這種刑求的狀況必需正視並有所改進。《眼淚》描繪一個背負罪惡感的人在懺悔贖罪，而這樣的過程其實是要傳達一種追求真相的責任與自省的勇氣。2011年的短片《老人與我》，同樣取材於時事，描述一個老人走失後，全村的人在寒冷的夜裡出動去尋找他的感人故事。藉此，鄭文堂導演要表達失智症和老人化的問題。
溫暖正面的期望
儘管作品奠基寫實主義，幾乎皆著墨於庶民生活裡的不幸，導演說其實他還是要追 求一個比較溫暖、正面的走向。電影《深海》(2006) 原本的結局是安排阿玉(蘇慧倫飾)跳海，在海中隨著水的沈浸、漂流洗去過往的苦痛變遷。《眼淚》的結尾在原來的劇本是讓老郭住進一個荒涼的老人院，生活中的伴侶就是一隻狗，偶爾在院裡的卡拉ok活動中唱首悲涼的老歌做為消遣。不過這樣的結局甚為淒涼，連導演也不忍心。最後兩部電影的結尾其實都有種釋放、舒展與轉圜的可能性。在提及電影結局設計的同時，導演也坦承，其實目前他拍了五部劇情長片，每部的結局都跟原來劇本不同。他以往依賴臨場感，喜歡在拍片過程中「再次創作」。但這種變動有時會牽涉到整體結構問題，「現在漸漸要調整把那樣的能力放在寫劇本跟籌備上，不然成本太高，壓力太大，很焦慮。」導演笑說，這樣的體會其實也跟之前擔任宜蘭縣文化局長時，經手行政事務有關。
閱讀、觀察、創作欲
對於想寫劇本、拍電影的年輕人，鄭文堂的建議首先一定要多閱讀。其實在念文化大學影劇系之前，他對電影既不了解也無憧憬，純粹是為了能學一技之長好找工作。大學時代因為家中經濟狀況不佳，主要的休閒活動就是看書；大量地閱讀文學作品，加上喜歡寫作，從而培養起他的創作內涵和實務。讓他日後在傳播公司工作能以新人之姿被啟用當編劇，進而當起導演。「喜歡閱讀」、「培養敏銳的觀察與感受力」、「具有想要創作的欲望」等等，是鄭文堂導演談到要入這行的基本功。創作，就是「無中生有」，有了感覺，就要把那想法及欲望付諸行動：凡事都有可能，但要先「寫出第一本劇本來」，導演如是說。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 -- Robert Capa
觀眾看不懂，是因為拍得不夠好
被問及近期的計劃，導演表示將會在明年春節過後開始拍攝正義三部曲之二，外加一個關於國內閃靈樂圑參與國際合作的紀錄片。從80年代投入街頭運動開始至今，鄭文堂已用鏡頭傳達他對生命、人物、土地的關懷超過30年了。面對自己的作品和其他類型電影的市場接受度，他自我期勉地說：「觀眾看不懂深刻的東西，是因為自己做得不夠好。」我們期望，鄭文堂導演探究真實、尋求解答的熱情能持續不懈，繼續他不妥協的對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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