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第一次看北野武是《大逃殺》這部電影,那年大二,那種近乎「生存遊戲」式的故事(這種感覺同樣出現在葛斯范桑[Gus Van Sant]的《大象》)震撼得不得了。當時對於故事劇情背後的意寓,及其社會政經背景全然無知,只是不知不覺的將自己置身於那劇中任何一個角色,分辨不出所謂的「正義與邪惡」,而著實困惑了。角色之間的模糊、曖昧,那種「殺人絕對是錯誤的」在那世界裡根本不適∕實用,老實說,若換作自己,是否能堅持「絕對不會殺人」仍存有質疑,時常「原來自己體內也潛藏著這麼可怕的因子,隨時有可能爆發出來」的想著。從那之後,不再那麼輕易區分現實社會與電影中被稱為「反派」、「壞蛋」的那些人(相反的,對於將此輕易劃分的新聞媒體與電影也產生反感)。真正弱肉強食的世界,「殺與被殺」是無法單純用「是非道德」加以評判、抉擇的。一種「純質的」暴力硬生植入我的體內。
是否侯孝賢也想要從台灣自己的狀況告別「成為」南方的歷史命運。片名叫做<南國再見南國>(Goodbye South , Goodbye),「南國再見」會不會是導演欲做的一種告別?當台灣不在成為他人的南方,他人的南國,以自己為名的時候,台灣又是世界上什麼樣的一處獨立的海角呢?只是這場告別,我們仍要從侯孝賢的呈現找到告別前的南國身影。無法忽視的是電影也是視覺權力的製造機,當電影一完成並流傳播放,侯孝賢又再將告訴世人一次,什麼是「南國」,只是那是「什麼是他所想像要告別」的南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