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與道義：「杜琪峯與香港黑幫片的新地盤」講座側記

「浮城猛步．香港影展」香港記憶政治 系列講座 第一場
暴力與道義：「杜琪峯與香港黑幫片的新地盤」講座側記

時間｜2019.10.17 (四) 13:20
地點｜清大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講者｜蒲　鋒（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前會長＆香港電影資料館前研究主任）
主持｜蔡華臻（交大社文所助理教授）
攝影｜何宗翰
撰文｜留婷婷（清大台文所博士生）

        作為「香港記憶政治系列講座」的第一彈，是次演講的開場相對隆重沈穩，猶如俄羅斯娃娃般連環套起，亦連環解套。先是策展人陳若怡，對於集電影放映、攝影展及專題講座於一身的複合式「浮城猛步（Hong Kong Mambo）」系列活動，進行介紹與宣傳，也將自身與主講者蒲鋒、主持人蔡華臻的接觸過程和煦道來。接著，是身為主持人的交大社文所助理教授蔡華臻，簡潔有力地引介了曾任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與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而今在西門町開了間「電光影裡書店」的主講者蒲鋒。隨後，蒲鋒便接過話筒，也接過話頭，一開聲卻是歉疚，明言自己的華語溝通能力畢竟有限，期望聽眾見諒，但他在略述杜琪峯生平之後，所談的香港黑幫片沿革、所論的杜氏美學顛末，卻是說得極好。

「功利大佬」與「情義二哥」

        眾所周知，黑社會題材的電影，在杜琪峯的鏡頭下達到了美學與社會性兼容的雙重高度，但所謂的「黑幫電影」（Gangster Films），卻並非香港的發明。蒲鋒話說從頭，將場景拉到1930年代的美國，那是黑幫片的起源之地，也是《小凱撒》（Little Caesar）與《國民公敵》（The Public Enemy）等經典作品的面世之時。美國作家兼評論家Robert Warshow曾言，正是資本主義社會對於不凡人生的渴求，形塑了不擇手段、通過暴力謀取名利的黑幫片主角。且這些充滿悲劇英雄色彩的人物，必然在風光一時後不得善終，好讓銀幕前的觀眾引以為鑑：戲裡大可千奇百怪，戲若散場，就安於平庸。

        「黑幫因貧窮而崛起，然而，黑幫片卻總是出現在經濟發展之後。」回想起過去數十年的觀影經驗，蒲鋒認為，1970年代確實是個重要的分水嶺。此前的香港電影主角，即便再怎麼無能，也必然是符合道德標準的好人，但在七十年代以後，黑幫片大肆崛起，是非善惡不再涇渭分明。早期的黑幫片總以「大佬」作為敘事的主人公，而「大佬」們的形象和身世總是相仿：功利自私，位高權重，然而身旁無人知心、無人可信，故而倍感孤獨。並且，「大佬」們總是不滿於現狀，只想著不斷地往上爬，彷彿一停下腳步，便會立即被旁人取而代之——這與商業社會的生存法則，儼然互成鏡像。

        在「大佬黑幫片」之外，尚有另一種類型的黑社會電影，蒲鋒稱之為「二哥黑幫片」。若以歷史人物來形容，「大佬」是剛愎自用的曹操，而「二哥」的形象，則是不只談功名利祿，更重江湖義氣的關羽與劉備。在張徹的《大決鬥》（1971）和吳宇森的《英雄本色》（1986）等「二哥黑幫片」中，反派與主角皆出自同一脈絡，前者是金錢掛帥、目無道義的得勢黑幫，後者則是遵從傳統教誨、義字當前的落魄黑幫。通過兩方人馬的鬥智鬥勇，帶出更深層次的新舊價值觀對立，意即傳統人情社會與高度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劇烈矛盾。迄今為止的香港黑幫片，都可分屬於「大佬」與「二哥」兩類，其餘皆只是變奏。但自私自利的大佬也好，有情有義的二哥也罷，我們在電影中看見的，都不會只是黑社會，而是一整個起伏不定、敵我難分的香港社會。

黑幫舊暴力・政治新範式

        杜氏的黑社會電影，延續的便是「二哥黑幫片」的傳統，上溯其初入行時參與製作的無線電視劇集「陸小鳳」系列（1976-1978），下承《暗花》（1998）、《真心英雄》（1998）、《鎗火》（1999），還有最富盛名的《黑社會》（2005）及其續集《黑社會之以和為貴》（2006）等作。前述作品雖皆以惺惺相惜的男性情誼作為主軸，也均脫胎於「二哥」譜系，但亦明顯有所突破。像是《鎗火》裡的經典槍戰鏡頭，就移植並轉化了黑澤明的慣用手法，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種獨特的電影類型，一種足以讓名詞也形容詞化、十分之「杜琪峯」的電影風格。

待到2005年出品的《黑社會》一片，不只是打鬥方式有所革新、拍攝技巧臻於成熟，就連人物的複雜度也是前所未有，無法被簡單地歸類。電影巧設迷障，先讓觀者以為這是一部「二哥黑幫片」，到了最後十分鐘，才猛地釜底抽薪，將真相隨屍身一同揭露又掩藏——原來這竟是一部「大佬黑幫片」，也原來，無論是講究規矩抑或是訴諸暴力，主角的最終目標都是要奪權謀利，情義二字，從一開始便不存在。除此之外，「黑社會」系列電影，也是政治意味十分濃厚的黑色諷刺片。第一集名為「選舉」，實談權力平衡之術，第二集「以和為貴」更明顯聚焦於香港政局，既是典型的「退出江湖」故事脈絡，卻也呈現出若無中國政府的許可，則欲進者不得進（任達華）、欲退者亦不能退（古天樂）的苦澀情境。

　　電影中被左右的未來，所影射的，正是電影外被左右的時局。「九七」的陰影，那些因不安所帶來的悲觀和恐懼，從未因「九七」的過去而消失，反倒在「後九七」時代中無限延長。「我只是一個香港人，我不能代表整個香港，但是，杜琪峯無疑拍出了自己真實的看法和焦慮。十年前未必如此，可是在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敘事是非常到位的。」只可惜無論是群像的濃縮，抑或是孤獨的先知，都未必能夠長久。談及對警察暴力缺乏反省的《PTU》（2003），蒲鋒不由得語重心長起來。他說香港從來就只有頌揚警隊的電影，而沒有批判的平行傳統，「但如今香港人已經看到，當警察的暴力凌駕於法律之上，那會是多麽恐怖的一件事。警匪片在香港已死，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不會再有人看。」那麼，香港黑幫片的未來又將何去何從？態度未必需要保留，但議題，仍然有待觀察。

．講座介紹　．講座照片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