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與書房的莫比烏斯環:
「香港社會想像/實踐/紀錄練習」講座側記
時間|2019.10.31 (四) 19:00地點|清大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講者|李維怡(香港文字耕作者、社區藝術工作者、社區組織者、影行者總監)
主持|李癸雲(清大台文所教授)
撰文|留婷婷(清大台文所博士生)
攝影|王丞億
晝短夜長的萬聖夜,九降風喧囂如昔的風城東區。來自香港的社會運動及社區藝術工作者李維怡,與擔任主持人的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李癸雲教授,皆不約而同地,穿了一身俐落的黑衣與牛仔褲,將早冬的寒氣於談笑間一一抖落,颯爽非常。李維怡身兼多職,她參加社會運動、組織社區營造、拍攝獨立紀錄片、參與創立香港的非牟利視覺團體「影行者」並出任總監一職;於此同時,也書寫小說和詩,並曾在台港兩地出版《行路難》(2009)、《沉香》(2011)及《短衣夜行紀》(2013)三本文集。李癸雲教授在簡要介紹講者簡歷後,以《行路難》裡的推薦序作為引言,「我覺得董啟章在裡頭有句話非常感人,他說,我們的社會就是需要這樣的寫作者。」文學與社會的愛恨情仇、親疏遠近,那個案分享,正是今夜的重頭戲。
紀錄記憶・實踐想像
「先來解個題吧。我們這個系列講座叫『香港記憶政治』,記憶為什麼是政治呢?很簡單,因為它與權力有關。」李維怡談起台灣許多中小學必備的牆上肖像,描繪的若非蔣介石、便是孫中山,而永遠不會是這間學校裡最叛逆,或者最具創造力的學生,因為這些人並未掌執權力。她認為,對於特定領袖的崇拜正好說明了記憶的片面性,有些東西被放大,便相應地有些東西會消失,台灣和香港都是如此。大歷史推著人們前行,小歷史就在罅隙間流走。可是無論大小,記憶都是不可重置的。每個人都能看見他人看不見的事物,所有視角都有可能,那也就意味著,所有人都看不見的死角,亦同時存在。「我們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看到的講出來,關於事件的理解就會變得完整呢?可能所有經歷過事件的人都現身說法之後,那段記憶仍舊有所遺漏。」
在小說的舉目所見盡處
紀錄片是在世界之中,為了世界而拍,但小說,卻是關乎自我、更加私密的載體。李維怡坦言,在社區組織和影片拍攝的過程中,會遇見許多未必能在當下如實呈現,但應當被紀錄下來的人類行為和內心活動。這些瑣碎的關鍵,就需要靠小說去呈現。然而,她在分享社運實踐與影像構成時落落大方,談起相對「離地」的寫作,卻總是表露出敏感與不適。「我對『作家』這個詞彙有種直覺性的抗拒,覺得自己更像是一個『文字耕作者』。世界提供給你很多素材,你的工作就是把種子放下去,再把東西種出來。你不是無中生有。」但並非所有人都能理解這樣的想法,於是在面對面的瞬間,尷尬再度復生:「如果有人拿書來給我簽名,我會覺得非常尷尬。我會想說,不如你去找和小說人物相像的人,讓他給你簽名吧,說不定就是那個人給予我靈感的喔。這就是我和世界的關係。」此般創作觀的形塑,亦不脫記憶過往與想像未來的反覆操演。一端是前因後果,如《未存在的故鄉》第三部(2015)中自述的南洋華僑家族移民史,以及幼時因母親推薦而大量閱讀的十九世紀末現實主義作品。「小說看得多,我便慢慢明白。一件事的發生,不只是眼前的因素,還有些前因後果。如果人物無法掌握前因後果,悲劇,就會發生。」另一端,則是在多重決定論(Overdetermination)的基礎之上,去構造文字世界的合理性與邏輯性。李維怡提到給予小說構成的「條件」就如同對未來的想像:「我們覺得這個世界是有問題的,出路很少,做什麼都很難。寫小說要寫到他有一點點希望,又不至於太過分。那你要提供怎樣的條件,才足以讓他有這樣的希望呢?」關於記憶、想像、創作,李維怡拋出綿綿的思索,好像在提問觀眾,也是一路走來的自問。
這晚,李維怡說了許多香港社會的故事,諸如被污名化的收垃圾工人、在鏡頭前有意識地爭吵的夫妻,乃至中藥行和地產商的生死恩怨。她也說到香港近期破壞地鐵的示威活動,直言港鐵確是樓價高企的幫兇,更協助警暴,害人不淺,因此她也不反對。然而,那些運輸工人與行走不便者日常依賴的無障礙設施,卻也一併被搗爛了。她驚訝於連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也沒有留意到這一點:「這是很令人難過的,有些人的需求就是那麼不被看見。」無論是非虛構書寫抑或是象徵性的創作,都是為了與世界的方方面面連結,而不被既定立場所裹挾。對於李維怡來說,思辨與行動的路程,似乎從來就沒有極限——只要持續拍攝和寫作,膠卷與格子就會無限延伸,從書房到街頭,從高樓到長街。世界是一個莫比烏斯環,人們將不斷覆轍舊時的路,並且永遠感到新鮮。
.講座介紹 .講座照片
按:本場講座為2019「浮城猛步.香港影展」香港記憶政治系列講座第二場,由由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國立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所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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